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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2018年01月07日 08:02:38 访问量:3358

一九七九年阴历八月十四,是刘志丹同志七十六岁诞辰。(刘志丹同志生于阴历癸卯年八月十四,阳历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刘志丹同志的老战友习仲勋同志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作为纪念。

                              ——编者

 

 

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他原名刘景桂,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领导饥民斗争,组织革命武装。1931年春天,我从敌人的通报中看到,他带队伍在旬邑一带打土豪,分粮财,闹共产。次年春天,我们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把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当我们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当地的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党派我到照金地区工作。我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才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象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次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象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他知道我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又听别的同志说我坐过牢,还搞过群众运动,我们的谈话就更活跃了。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陕甘工农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铜川、耀县3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到了秋天,游击队出发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我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志丹汇报工作,他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还留下他的特务队,由我领导,开展游击运动,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当时党任命我为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我们按照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具规模。

照金属耀县管,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因为靠近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敌人经常来“围剿”。照金西南的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还建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大革命失败后,这里还保存着党的组织和农民的革命武装。陕甘工农游击队成立后,在这一带打游击,三原武字区出人出枪,经常给游击队补充新战士,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志丹同志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但是有的同志对志丹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志丹耐心解释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们把这些忠告都当耳边风,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因为这些同志是按省委的指示办事的,志丹虽不同意这些作法,也不好违抗,所以处境很为难。

1932年8月,党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也出现了新问题,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1933年3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军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惜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后来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他是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红二十六军只这一个主力团)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老幺(原名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杜衡强令红军北上,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说什么那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山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热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吓得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敢说话了。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重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作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当时陕西省委也被敌人破坏了。我因身负重伤,正在薛家寨休养,听到这些消息,只得带伤坚持工作。正如志丹预料的那样,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又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部队中的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对这种错误倾向作了批判斗争,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我们日夜盼望的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志丹的提议,开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为了避开敌人“围剿”,刘志丹率军北上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一带。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我们回到南梁以后,刘志丹提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秋,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还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足彩预测 ,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志丹十分注意军政关系。旧社会谁有军权,谁就是霸王。志丹为了革除这种恶习,作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

我还清楚记得,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志丹具有共产主义者的宽阔胸怀,能团结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在他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志丹作风十分民主,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愿向他谈。他总是等人把话说完,再谈自己的意见,打了败仗,他首先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绝不诿过于人。他善于团结同志,包括那些反对过他的正确主张而又认识了错误的同志。对不同意见的争论,他始终坚持以理服人,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耍弄权术,暗地整人。即使自己受到误解,遭到打击排斥,也不急于辩白。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开诚相见,一视同仁。志丹很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成熟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不做。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坐在炕头地角,找人拉话,了解民情。哪些村子有几孔窑洞,有几口铁锅,他都记得很清楚。因此行军打仗,从不用向导,人们都称他是“活地图”。

志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中没有一点特殊,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炒菜、喂马、抬伤员。他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1934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我知道后,把他们接到根据地来。但刘志丹同志忙于工作,却顾不上去看望。我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志丹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他妻子同桂荣一到革命队伍,他就叫她去给战士做被服。

 

  

这期间,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有了发展。从陕甘边派回来的同志,在安定、清涧等县建立了游击队。1933年夏,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的陕北特委成立。第二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挺进陕北,和谢子长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共同战斗。在河口战役中,谢子长同志身负重伤,不久牺牲。陕北游击队编为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横扫顽敌,消灭和击溃了敌人好几个师,使陕北和陕甘连成一片。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经陕南长征到陕北,我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同志前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象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这年9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10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由于“左”倾路线的推行,竟然在革命队伍内进行所谓“肃反”。他们始终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他抓起来。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我当时身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也被他们抓了起来,别的同志更不用说。

刘志丹本来是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了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也打入劳改队。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严厉批判搞“左”倾机会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我后来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批评保卫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副主席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毛主席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就好办了。”他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不久,党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毛主席和刘志丹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这时有些受迫害的同志,要求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说:“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当时常常对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那时我在党校任三班主任,在从安定回瓦窑堡途中,我碰到了正奔向前线的刘志丹、宋任穷。他俩见到我,跳下马来,同我紧紧握手。志丹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我和他依依不舍地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没有想到,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役中,志丹在前线不幸中弹阵亡。3个月前我和他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志丹牺牲时只有34岁,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建立了那么多的功勋。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他是“红军模范”。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崇高的评价。

志丹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我们今天纪念刘志丹,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作出新的贡献!我想,这也就是我们向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刘志丹同志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979.10.16第3版)

 

编辑: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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